信貸到底找哪家比較好當中國商人主宰地球時
+ 文/ 羅三洋《廣東十三行史話》之十四火燒十三行 越燒越排場廣東十三行從創立之初，就面臨著無數天災人禍的威脅。令廣東十三行最為恐懼的，不是清朝官場的壓榨和外國資本的剝削，而是在瞬間就能夠吞噬無數財富的自然劇變——火災。1743 年，廣東十三行第一次遭遇大火災；而1822 年的火劫，可能是中國自項羽燒咸陽以來經濟損失最大的一場火災，四千餘萬兩白銀相當於清朝一年的國庫收入，足夠修建3 座圓明園( 總造價約1500 萬兩白銀) 或2 座頤和園( 總造價2000餘萬兩白銀)，這對廣東十三行的打擊之大可想而知。但是，大火沒有使廣東十三行一蹶不振，伍、潘二傢反而在火災後更為興旺，竟至富可敵國。難怪當時的廣東民謠說：“火燒十三行，越燒越排場！”（—）公元1743 年的這場火災，削弱瞭一些早期的大洋行，為同文行這樣的後起之秀提供瞭難得的機遇。後來的事實證明，新一代洋行全方位超越瞭老一代。中國傳統的土木建築主要用易燃物建造，給火災提供瞭完美的肆虐環境。十三行所在的廣州西關雖然不在廣州城墻內，但由於靠近碼頭，交通便利，建築密度高，而且常年堆放大量貨物，更加重瞭爆發火災的隱患。偏偏廣東人自恃氣候潮濕，普遍缺乏消防意識，十三行勢必難以幸免於火災，一旦著火，還經常蔓延成毀滅性的大型火災。早在潘振承剛剛創建同文行的公元1743 年，廣東十三行就第一次發生瞭大型火災。當時名列“惠門八子”之一的廣東順德詩人羅天尺目睹瞭這場災難，有感而發，寫下代表作《冬夜珠江舟中觀火燒洋貨十三行因成長歌》：廣州城郭天下雄，島夷鱗次居其中；香珠銀錢堆滿市，火佈羽緞哆哪絨。碧眼蕃官占樓住，紅毛鬼子經年寓；濠畔街連西角樓，洋貨如山紛雜處。我來珠海駕孤舟，看月夜出琵琶洲；素馨船散花香歇，下弦海月纖如鉤。探幽覓句一桿冷，萬丈鴻光忽橫亙；赤烏飛集雁翅城，蜃樓遙從電光隱。高如炎官出巡火傘張，旱魃餘威不可當；雄如烏林赤壁夜鏖戰，萬道金光射波面。上疑堯天卿雲五色擁三臺，離火朱鳥相喧豗。下疑仲父富國新煮海，千年霸氣今猶在。笑我窮酸一腐儒，百寶灰燼懷區區；東方三劫曾知否？楚人一炬胡為乎？舊觀劉向陳封事，火災紀之凡十四；又觀漢史鳶焚巢，黑祥亦列五行態。隻今太和致祥戾氣消，反風滅火多大燎；況雲火災之禦惟珠玉，江名珠江寶光燭。撲之不滅豈無因，因祿爾是趨炎人；太息江皋理舟楫，破突飲煙冷如雪。公元1743 年的這場火災，正如一場森林大火，焚毀瞭諸多參天大樹，為原先必定被參天大樹壓制，無從獲取陽光的小樹苗提供瞭茁壯成長的空間。火災並未給廣東十三行造成致命的打擊，隻是削弱瞭一些早期的大洋行，為同文行這樣的後起之秀提供瞭難得的機遇。後來的事實也證明，火災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洋行確實全方位超越瞭老一代洋行。不過，他們仍然像老一代洋商那樣，忽視消防工作的重要性。（二）火災緊急，十三行提議拆掉部分房屋，制造出一條隔火帶，但兩廣總督的阮元因迷信加以拒絕，終日祈禱神佛。整個西關烈焰沖天，持續七晝夜之久。時光荏苒，到瞭公元1796 年，廣東十三行面臨著更危險的局面。安南皇帝阮光纘在這一年派遣海軍大舉侵華，封鎖珠江口，洗劫往來商船，廣東十三行的外貿幾近崩潰。號稱“毅蘭堂”的譚氏傢族長期經營十三行中的盈順行，主營業務是出口景德鎮瓷器。由於歐洲多國在清朝中葉已經掌握瞭瓷器生產技術，瓷器出口長期不景氣，盈順行的生意在公元1743 年的火災之後一直做不大，遠遜於經營茶葉的各大洋行，卻也能勉強維持。但在1796 年，面對咄咄逼人的安南侵華艦隊，久經考驗的譚傢也慌瞭手腳，四處求神拜佛，祈禱平安。後來，一位名氣很大的算命先生對他們說，“毅蘭堂”別的不怕，就怕魚上瞭二樓屋梁。譚傢人一想，自己的住宅地勢很高，即便珠江發洪水，也很少能漫進房門，何況淹到二樓的屋梁呢？於是自以為可以安枕無憂瞭。哪想到，過瞭些年，譚傢養的一隻貓在廚房偷魚，遭到廚師的追打，貓就叼著魚一路跑上二樓，最後爬到屋梁上靜靜享用。譚傢人一見此景，全都拍著大腿哀嚎：“完瞭，完瞭，毅蘭堂合該敗瞭！”其實，與其投機取巧地求神占卜，還不如平日未雨綢繆。毅蘭堂確實來日無多，但毀滅它的並不是大洪水，而是早在1743 年就曾經上演的大火災。1743 年以後的80 年裡，由於歐美對中國產品的需求量大增，廣東十三行的貿易量增長瞭好幾倍，大部分進出口貨物都堆放在西關至黃埔一帶的沿江地區，而清政府卻沒有給廣東十三行批劃更多的經營用地，造成原有經常場所長年存放著超出設計的大量物資，加上從事外貿的人口也相應增長瞭好幾倍，西關至黃埔一帶變得擁擠不堪，建築密度甚至超過瞭廣州城內，發生火災的概率也就越來越大。潘有度去世次年，也就是1822 年11月1 日晚9 點半，位於十三行街北側，離行商公所不遠處的一傢餅店著火瞭。時值秋冬之交，廣東北風盛行，火勢順風向南蔓延，很快進入十三行夷館內。偏偏當時新英國館和炒炒( 混合館) 之間的豬巷裡堆放瞭很多木柴，被點燃以後進一步加強火勢。外國商人原本在商館內備有幾臺救火機，但此時拉到珠江去吸水，再拉回來救火，已是杯水車薪。眼見情況緊急，十三行商人提議立即拆掉部分房屋，制造出一條隔火帶，但時任兩廣總督的阮元卻出於迷信思想加以拒絕，終日祈禱神佛而已。到瞭次日中午，整個西關烈焰沖天，持續七晝夜之久，共計“焚燒一萬五千餘戶，洋行十一傢，以及各洋夷館與夷人貨物，約計值銀四千餘萬兩”，“洋銀融入水溝，長至一二裡”，將李白魔幻現實主義詩句“疑是銀河落九天”變為現實，各種奇珍異寶在超高溫中劇烈燃燒，形成五彩斑斕的火焰，場面之震撼可想而知。這可能是中國自項羽燒咸陽以來經濟損失最大的一場火災，四千餘萬兩白銀相當於清朝一年的國庫收入，足夠修建3 座圓明園( 總造價約1500 萬兩白銀) 或2 座頤和園( 總造價2000 餘萬兩白銀)，對廣東十三行的打擊之大可想而知。空前的大火災，既是禍亂，也是機遇。對於債臺高築的商人來說，他們可以將搶救出來的財物轉移到他處存放，而向債主聲稱，這些財物均已被大火焚毀。新創建的天寶行洋商梁經國就因此被外國商人騙去一大筆錢，自嘲說“吃得虧亦是好處”。不過，也有相反的例子。由於外貿牌照在清朝異常昂貴，很多廣東商人都私自與外國商人進行貿易，這些十三行之外的洋商被稱為“行外商人”。“行外商人”參予外貿本是非法，其行為自然也不受法律約束，但他們也普遍遵守十三行和東印度公司制訂的外貿行規。1822 年火災前，美國帕金森洋行的合夥人約翰·顧盛將價值約5 萬銀元的5000 匹紗佈托放到行外商人“義盛”處，準備染色。火災發生的二天後，義盛來找約翰·顧盛，表示：“我的房子、我的店鋪全沒有瞭，都完瞭，太糟瞭。”約翰·顧盛以為自己的5000 匹紗佈一定也化為灰燼瞭，不料義盛接下來說：“我隻搬瞭你的紗佈，損失瞭84 匹( 搶救出4916 匹)，我盡瞭力，損失不算太大吧？”義盛在火災時不顧自己的私人財產，首先搶救生意夥伴的財產，令約翰·顧盛大為感動，他在這場災難中的損失還不到2%。義盛肯定不會想到，因他的義舉才保住巨額財產的顧盛傢族，將會成為美國侵華的急先鋒。在這場大火後的22 年，也就是1844 年7 月3 日，約翰·顧盛的堂弟凱萊佈·顧盛將依仗炮艦的威力，強迫清政府簽署恥辱的《望廈條約》，義盛對他傢族的恩與義此時已經一錢不值，早被拋到九霄雲外去瞭。可悲的是，在以後的一百八十多年裡，中國在與外國的交往中，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復著義盛這樣的行動，自己的義舉換來的是中山狼一樣的惡報，當局者腦子裡經常閃現著“義”字，懷裡時常抱著中山狼，不知道真正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處理國際關系。世界上有見義勇為的人，也有恩將仇報的人，更不乏隔岸觀火的人。1822 年十三行火災期間，珠江對岸的河南島上，一瘦一胖的兩位中年人正在若有所思地駐足觀望。他們，就是廣東十三行總商、怡和洋行老板伍秉鑒，以及伍秉鑒的摯友、“啉呱二世”關喬昌。靠著關喬昌的畫筆，這場無比壯觀的大火場面才得以流傳至今，由於火災巨大的影響，該畫多次被復制和翻印。（三）阮元建議道光皇帝，外國商人應繳的140243 兩白銀進口稅全部免除，十三行應繳的524156 兩白銀進口稅不能免除。道光皇帝當即準奏。身為廣東十三行總商，伍秉鑒何以在這毀滅性的大火面前如此淡定呢？原來，他的大部分財產都在河南島上，與西關相隔珠江，大火無法波及。西關的怡和行館也有幸避免瞭火災，隻燒瞭一些貨棧倉庫而已，損失不大。同樣因定居河南島而避免被火災吞噬大部分財產的，還有伍秉鑒的鄰居——同孚行老板潘正煒一傢。除瞭這兩傢福建籍富商以外，大部分行商都因為集中在西關居住和辦公，遭到火災的重創，連自己的住宅都難以保全。根據伍秉鑒事後給兩廣總督阮元的報告，1822 年火災前，十三行實際上隻有11 傢在經營，受災較小的不過5 傢，其餘嚴重受災的6 傢都從此一蹶不振，其中就包括盈順行老板、號稱“毅蘭堂”的譚傢。人們為此編瞭童謠說：“火燒十三行，裡海毅蘭堂，一夜冇清光。”(“裡海”位於廣東佛山市順德區，是“毅蘭堂”傢族宗祠所在地)。十三行商人們已經“一夜冇清光”瞭，按理說，清政府應該加以撫恤，發錢賑災，組織重建，減免稅收。可是，時任兩廣總督兼粵海關監督的阮元雖然在哲學、藝術方面具有驕人的才華，也曾經在政治、軍事方面展現瞭相當的能力，但作為重農抑商的儒傢思想忠實信奉者，他對十三行商人們卻沒有半點好感。面對中外各國商人請求減免稅收的申請書，阮元考慮再三，才給新登基的道光皇帝上奏說，今年粵海關應收稅款148 萬餘兩白銀，比嘉慶皇帝定的稅額多收瞭63 萬餘兩白銀，其中出口稅510055兩， 各海口收費128593 兩， 船鈔費182091 兩，都不能因火災豁免或推遲繳納，隻有進口稅664400 兩可以酌情豁免或推遲繳納。阮元建議道光皇帝，外國商人應繳的140243 兩白銀進口稅可以全部免除，十三行商人們應繳的524156 兩白銀進口稅不能免除，應視各商行受災輕重，讓他們在以後的幾年內分期補齊。道光皇帝當即準奏。按照阮元的方案，十三行商人們不僅要自己解決店鋪、倉庫、貨物被焚毀造成的一切虧損，而且要為已經不存在的大批出口商品繳納全額出口稅和相應費用，並為同樣已經不存在的、由自己承包的大批外國商品分期繳納全額進口稅，而外國商人則不用再繳納這筆稅款。乍看起來，阮元這簡直是乘人之危，要把廣東十三行往死裡整。其實，他顧及的多半隻是自己的官運而已。在廣東十三行幾乎被火災完全摧毀、經濟損失相當於清朝全年國庫收入的這一年，阮元為道光皇帝的北京朝廷從廣東十三行弄到瞭82 萬餘兩白銀，隻比嘉慶皇帝定的正常稅額少拿瞭3 萬多兩白銀，而且還會在接下來的幾年內再分期攫取52 萬餘兩白銀，道光皇帝怎能不對阮元贊賞有加呢？作為回報，道光皇帝很快又讓阮元兼任廣東巡撫，罕見地集兩廣總督、粵海關監督和廣東巡撫三大要職於一身，而且一幹就是9 年，儼然成瞭新的“平南王”。對於廣東十三行來說，這真是“道光道光，賠得精光”。1822 年的十三行大火，還帶來瞭一個看似不大、卻影響深遠的後果。在作為外國商人旅館和辦公場所的十三行夷館前面，有一大片廣場，廣場裡種植著鬱鬱蔥蔥的花草樹木，也是升各國國旗的地方。為維護秩序，廣場周圍原先立有柵欄，隻許粵海關官員、十三行職員和外國商人進入，普通人未經許可不得入內。在1822 年的大火中，柵欄也被焚毀，由於阮元和他之後的廣東官員反對，柵欄此後再未重建，導致任何人都可以進入這個廣場，此地很快就變成瞭一個小販叫賣的新市場。不熟悉外國人的中國平民與外國人在這個廣場上頻繁零距離接觸，無可避免地引起瞭諸多沖突，鴉片戰爭前後表現得尤為激烈。外國商人十分思念舊柵欄，鴉片戰爭以後便在租界大規模重建，最終發展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國恥。仿佛是覺得廣東十三行衰敗得還不夠快，1827 年西關再次發生火災，規模雖不及1822 年那場，卻摧毀瞭幾傢十三行商號的最後一點希望。截止到1829 年，除瞭盈順行以外，又有5 傢洋行老板宣告破產，他們是：西成行老板黎光遠、麗泉行老板潘長耀、同泰行老板麥覲廷、福隆行老板關成發、東生行老板劉德章。其中，潘長耀可能在火災中被燒傷或受瞭刺激，1823 年即去世；劉德章病死於1825 年，其子劉承澎自感無力回天，放棄商號潛逃回安徽老傢，卻還是被清軍逮捕，押回廣州，審判後發配伊犁，死在新疆，從此廣東十三行裡再也沒有瞭安徽籍商人。1830 年，廣東十三行已經隻剩下未受1822 年西關火災嚴重破壞的5 傢，以及新開的2 傢，即：怡和行老板伍秉鑒、同孚行老板潘正煒、廣利行老板盧文錦、天寶行老板梁經國、萬源行老板李協發、東裕行老板謝嘉梧、茂生行老板林應奎，其中能夠清償外國商人債務的，隻有怡和行、同孚行和東裕行三傢而已。天寶行老板梁經國本來在同泰行老板麥覲廷破產時也應一同破產，但他在開庭前夕驚險地從英國東印度公司借到瞭3 萬銀元貸款，這才轉危為安。曾經富甲天下的廣東十三行竟然陷入這樣困頓的局面，不僅是天災的原因，更是以道光皇帝和阮元總督為代表的清朝當局不重視，甚至為一己私利蓄意壓榨民族商業造成的惡果，實在目光短淺。（四）環境能夠發生劇變，而且這些劇變會對人類社會產生重大影響。18 世紀末至19 世紀初，正是這樣一個環境劇變的時代。清政府雖然沒有在火災後給予廣東十三行必要的支持，但火災本身的責任倒不能全歸罪到清政府頭上，還有另一個非人力能控制的重要責任方。如今，人人都知道環境能夠發生劇變，而且這些劇變會對人類社會產生重大影響。18 世紀末至19 世紀初，正是這樣一個環境劇變的時代。1783 年6 月，冰島的拉基火山大噴發，時間長達八個月，導致冰島80% 的羊，50% 的牛和馬和25% 的人口死亡。拉基火山噴發出的二氧化硫等有毒氣體在1783 年至1784年直接導致數萬歐洲人死亡，其中包括2 萬多英國人和更多的法國人。更大的災難接踵而至：由於灰塵遮天蔽日，導致全球日照量下降，氣候變冷，二氧化硫又與空氣中的水蒸氣結合為硫酸，造成酸雨，使得糧食大幅度減產。法國農民的處境因此變得異常艱難，收不上稅的法國政府債臺高築，促成瞭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與拿破侖戰爭始於火山噴發，也終於火山噴發。1815 年4月10 日，比拉基火山大噴發還要強烈12 倍的火山噴發降臨地球，具體位置在印度尼西亞的松巴哇島上。坦博拉火山曾經是東南亞第一高峰，海拔約4300 米，從山腳到山頂的相對高度比珠穆朗瑪峰還高( 珠穆朗瑪峰的相對高度為4114 米)，是地球上唯一位於熱帶的海中雪山。1815 年4 月10 日，坦博拉火山大爆發，造成9.1 萬人死亡，火山最高峰驟然降低到海拔2850 米，其餘1450 米高的山體均被炸上瞭天。這是人類1 萬年來經歷過的最強烈火山爆發，火山灰籠罩著滑鐵盧戰場上的法軍和英軍，此後更環繞地球達3 年之久。受火山灰和火山氣體影響，1816 年的全球平均地表溫度降溫0.7 攝氏度，酸雨連綿，暗無天日，沒有夏天，史稱“無夏之年”。“無夏之年”在全球各地都引發瞭嚴重後果，美國5 月霜凍，6 月飛雪；歐洲全面饑荒，僅愛爾蘭就餓死瞭10 萬人；中國也經歷瞭農業大減產，水牛在夏天凍死，全國糧價飛漲。1815 年的坦博拉火山爆發固然規模龐大，但它僅僅是東南亞火山群爆發的一幕而已。1812 年，印度尼西亞阿烏火山爆發；1813 年，日本諏訪之瀨島火山爆發；1814 年，菲律賓馬泳火山爆發。加上1815 年的坦博拉火山爆發，東南亞在19 世紀初常年處於暗無天日的狀態，並不時發生地震和海嘯，給高度依賴南海和馬六甲海峽運送商品的廣東十三行以沉重打擊。大量吸入火山灰和火山氣體，會給人體帶來一系列嚴重後果，特別是呼吸系統可能遭到永久性損傷，1820 年前後多位十三行商人相繼去世，與東南亞火山群接連爆發恐怕不無關系。人類的心理也會因大量吸入火山灰和火山氣體而變得乖戾，1813 年10 月8 日，以往不為人知的天理教徒出人意料地在北京發動暴動，一舉攻入紫禁城，嘉慶皇帝哀嘆為“漢唐宋明未有之事”。更糟糕的是，這一連串火山爆發噴出的火山灰吸收瞭大氣層中的海量水蒸氣，導致瞭“無夏之年”之後的多年幹旱。旱災連綿，天幹物燥，廣東十三行在坦博拉火山爆發7 年後被大火焚毀，貌似偶然，也確實可以說是天意。（五）伍秉鑒真正做到“和氣生財”，實現瞭對市場的壟斷，財富也由此源源不絕地流向他的腰包，每年僅出口茶葉一項就有上百萬銀元的收入。盡管廣東十三行在19 世紀20 年代的二場西關大火中損失慘重，但在火災之後，畢竟還有三傢企業經營良好。這其中，東裕行老板謝嘉梧出身通事( 翻譯)，行事一向謹慎，雖然因此得以長期保持收支平衡，但企業規模一直做不大，對市場的影響有限。於是，到瞭1830 年時，廣東十三行其實已成瞭怡和行老板伍秉鑒、同孚行老板潘正煒兩傢的天下，其市場份額占瞭全中國外貿的一多半，而這兩傢偏偏都祖籍福建，都住在河南島上，都拱衛著海幢寺，都與主張反清復明的天地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全國外貿竟高度壟斷於這兩個政治上可疑的傢族，當然不是清政府願意看到的，粵海關監督延隆於是上奏道光皇帝，提出“數年以來，夷船日多，稅課日旺，而行戶反日少……十餘年來，止有閉歇之行，並無一行添設……其弊百出”，出於反壟斷的目的，他建議，對有意參予外貿的商人放寬申請限制，不必“總、散各商出具聯名保結，方準承充”，“嗣後如有身傢殷實呈請願充行商，經臣查訪得實，準其暫行試辦一二年……仍照舊例一二商取保得充。”延隆的這一建議很順利地得到道光皇帝的批準，從此以後，有意從事外貿的商人無需獲得全部行商的聯名保證書，就可以很容易地從粵海關處獲得為期2年的臨時洋貨行許可證，執照期滿時如經營良好，即可轉正。於是，在短短一年內，就有4 傢新的洋貨行開張營業，即：興泰行( 老板嚴啟祥)、中和行( 老板潘文濤)、順泰行( 老板馬佐良)、仁和行( 老板潘文海)，此後還有陸續增長，至1837 年即恢復瞭13 行的數目。不過，這些新開設的商行無論在人力、財力和物力上，都完全不能與怡和行、同孚行兩傢老牌商行相提並論，中和行老板潘文濤、仁和行老板潘文海兄弟還都是同孚行老板潘正煒的親戚，其餘行商也大多出身於怡和行、同孚行內部，他們開設的其實隻是這二傢商業巨鱷的子公司而已，根本起不到打破壟斷的目的。隻有嚴啟祥、嚴啟文兄弟開設的興泰行有大幹一場的雄心，他們從6 萬銀元的原始資本起傢，依靠對外商融資，在5 年內便擴張到占有廣州貿易總額四分之一的巨大規模。不過，這樣的瘋狂擴張早已有前車之鑒，1837 年，興泰行欠下外國商人226 萬銀元巨額債務無力償還，企業破產，嚴氏兄弟依法被抄傢並發配伊犁。至此，延隆通過增加競爭對手來打破怡和行、同孚行壟斷外貿格局的計劃完全失敗瞭。19 世紀30 年代的怡和行、同孚行兩傢外貿巨頭，似乎已經令一切天災人禍無可奈何，在商業上立於不敗之地。單就伍傢來說，其勢力在廣東盤根錯節，上至官府，下至海盜，幾乎無處不在，甚至遍及全國各地。經常是北京朝廷有什麼動向，廣東官員尚未瞭解，伍秉鑒卻先知道瞭，於是事先做好相應的準備。至於其他的行商，潘傢與伍傢本來就是鄰居兼同鄉，過從甚密；和伍秉鑒並列為十三行總商的廣利行老板盧觀恒祖籍廣東新會縣( 今江門市)，本是萬和行老板蔡世文手下，後來自起爐灶，18 世紀末一度躍居十三行第二位。伍秉鑒執掌怡和行以後，見廣利行勢頭很好，就毅然破除福建幫與廣東幫由來已久的地域偏見，把侄女嫁給盧觀恒的次子盧文錦，伍、盧兩傢從此結為姻親。在保證怡和行優越市場地位的前提下，伍秉鑒經常將一些外國商人的大訂單分給長期拿不到訂單的其他行商，並且向外商學習，自己開設信貸業務，以10% 至12% 的年利率( 略低於外商索要的利息) 把資金借給經營困難的其他行商，巧妙地使用債務手段，在一團和氣之中，神不知鬼不覺地控制瞭自己的競爭對手。這是伍秉鑒比潘傢行商們高明之處，潘傢雖然富有經營才能，但地域籍貫觀念太重，與廣東等省的商人關系太僵，經常公開相互拆臺，這些矛盾容易被官府和外國商人利用，反而給潘傢帶來負面影響。伍秉鑒則真正做到瞭“和氣生財”，用溫文爾雅的方式實現瞭對市場的壟斷，全世界的財富也由此源源不絕地流向他的腰包，每年僅出口茶葉一項就有上百萬銀元的收入。（六）伍秉鑒到底有多少錢？1834 年，伍秉鑒公佈個人財產：總資產約為2600 萬銀元。但同行估計，他的財產在6200 萬銀元以上,這比歐洲首富羅斯柴爾德和美國首富阿斯特的財產總和還要多。作為廣東十三行的領袖，伍秉鑒的慷慨豪爽舉世聞名。1823 年，由怡和行作保的一艘美國商船抵達廣州貿易，不料船上的一名買辦私自挪用公款投機，虧損5 萬餘銀元，導致貿易無法正常進行。伍秉鑒得知後，當夜就把5 多萬銀元現金送到美國商船上，保證貿易繼續進行，後來未要求任何賠償。另一次，美國的旗昌洋行在貿易過程中，未按照伍秉鑒的建議：賣出生絲獲利後，在加爾各答換成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期票，直接匯回廣州，而是貪圖回扣，購買瞭當時在中國市場嚴重滯銷的英國毛織品。伍秉鑒得知後，自己承擔瞭約1 萬銀元的損失，隻是告訴旗昌洋行經紀人，以後多加小心。最著名的一次，是一位美國波士頓商人欠下伍秉鑒7.2 萬銀元，由於經營不善，無法歸還，拿不到離開廣州的許可證，無法回國。一次，伍秉鑒遇到他，問他滯留廣州多日，為何還不回傢，得知原委後感嘆：“不就是7 萬多銀元嗎，對我來說無非是個數字，卻害得人傢和妻子兒女無法團聚，真是造孽！”立即命令賬房先生去把欠條拿來，用廣東英語對波士頓商人說：“你是我的第一號老友，隻不過運氣不好。現在賬都清瞭，你走吧！”說著就把7.2 萬銀元的欠條撕掉瞭。這三次，伍秉鑒在談笑風生之中賠掉瞭約14 萬銀元，如果留到現在，至少可以在市場上換得5000 萬人民幣。伍秉鑒之所以這麼慷慨，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他確實太有錢，幾萬銀元在他眼裡，和普通人眼裡的幾個銅板差不多；二是他打算借此幫助某個特定人群。從上述幾個案例來看，伍秉鑒“慷慨”的對象全都是美國商人，這絕對不是偶然的：伍秉鑒終其一生都與此前還相當貧困的美國保持密切關系，培植瞭帕金斯洋行、旗昌洋行( 羅素洋行) 等美國大企業，其貿易夥伴包括當時的美國首富約翰·阿斯特、顧盛傢族、帕金斯傢族、出過兩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傢族等美國大傢族，以及伯駕、亨特等美國名人，美國鐵路大王約翰·福佈斯還是伍秉鑒的幹兒子和主要的海外投資代理人。晚年的伍秉鑒甚至表示，有意移民美國。種種跡象表明，伍秉鑒對美國商人特別照顧( 他似乎特別喜歡叫“約翰”的人)，而在他那個時代，美國還不能算是發達國傢，遍地黑奴，債臺高築，投機盛行，積貧積弱。而伍秉鑒卻似乎獨具慧眼，不遺餘力地通過優惠貿易資助美國，給美國培養出“先富起來的第一批人”。相比之下，潘振承當年對瑞典的大力扶持也要黯然失色。看來，伍秉鑒並不是對每個人都慷慨。在上述幾個案例中，伍秉鑒實際上也並沒有虧損太多。以前兩個例子來說，按照清朝法規，外國買辦挪用公款投機造成虧損，為其擔保的中國行商要負主要責任，調查起來，伍秉鑒還可能會被粵海關以管理不當為名加倍罰款，所以還不如他自費賠償；以第三個例子來說，波士頓商人明顯已經資不抵債，伍秉鑒肯定瞭解西方的破產法，他撕毀欠條，隻不過是宣佈波士頓商人獲得破產保護而已，錢反正追不回來，還不如落個人情。伍秉鑒對美國商人是如此慷慨，以至於惹怒瞭怡和洋行的最大貿易夥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內部文件中多次表達失望之情。要知道，當年怡和洋行破產，伍國瑩父子攜款潛逃出境時，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馬戛爾尼勛爵來圓場，幫助怡和洋行破天荒地咸魚翻身，重新開張。英國東印度公司對伍傢和怡和洋行有再造之恩，現在伍秉鑒卻居然去扶持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主要競爭對手——美國商人，這真是恩將仇報。不過，英方卻對伍秉鑒敢怒而不敢言，因為伍秉鑒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最大債權人。拿破侖戰爭期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就向廣東十三行前後借貸近200萬銀元；此後，英國東印度公司既要統治整個南亞，還要在東南亞和中亞發動一系列戰爭，而“英國皇冠上的明珠”印度卻日漸凋敝，導致英國東印度公司連年虧損，不得不向其最大貿易夥伴——廣東十三行繼續借貸。1824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已經欠下瞭伍秉鑒877330 兩白銀，如果伍秉鑒此時選擇“債轉股”，有可能當上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董事長。不過，87 萬多兩白銀這點錢，與伍秉鑒的全部資產比起來，依然是九牛一毛，他可是全球商界公認的世界首富。伍秉鑒到底有多少錢？這在當時，就已經是人們經常討論的話題瞭。1834 年，伍秉鑒決定解決這個“世界性難題”，公佈個人財產。在計算瞭稻田、房產、店鋪、錢莊和在外國的投資以後，他宣佈自己的總資產約為2600 萬銀元。這足以讓他超越當時的歐洲首富羅斯柴爾德( 猶太銀行傢) 和美國首富阿斯特，成為世界首富( 未計算各國君主)。不過，商人心中都至少有兩本賬，一本對公，一本對私，伍秉鑒也不例外。同時代熟悉伍秉鑒的很多中國商人都相信，他的財產遠不止於此。據與伍傢過從甚密的富商潘仕成後來對美國商人亨特說，他本人的財產絕沒有外界傳說的“一億法郎”那麼多，但也有“相當於伍浩官三分之一的財產，即略多於二千萬銀元。”也就是說，潘仕成估計，伍秉鑒的財產不是2600 萬銀元，而是6200 萬銀元以上，約合近五千萬兩白銀，這比歐洲首富羅斯柴爾德和美國首富阿斯特的財產總和還要多，也超過清政府一年的國庫收入，堪稱“富可敵國”。奇怪的是，擁有如此多財產的伍秉鑒自己生活卻相當儉樸，每天吃得很少，穿著也不講究，從肖像畫來看，一副尖嘴猴腮的窮樣。不過，他的子孫卻個個妻妾成群，女眷們也終日身著綾羅綢緞。19 世紀上半葉，伍傢不斷在廣州購置田地，修建豪宅，包括萬松園、聽濤山館、聽濤樓、遠愛樓、仁信樓等，聽起來倒是挺典雅。實際上，這些宅邸極為豪華，以至於清末的廣東官員經常在這裡宴請外賓。至於金銀餐具、象牙煙鬥之類，都不過是伍傢的平常物件罷瞭。1822 年的大火不僅沒有使廣東十三行一蹶不振，伍、潘二傢反而在火災後更為興旺，竟至富可敵國。難怪當時的廣東民謠說：“ 火燒十三行，越燒越排場！”身為世界首富的伍秉鑒，其實早就沒有必要再親自料理生意，應付官府瞭，而完全可以退休回傢，頤養天年。不過，為瞭達到這個目的，他還需要考慮清楚一個重大問題：誰來接班？【待續】
新聞來源http://news.hexun.com/2014-02-24/1624508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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